曾有人說：“金庸的江湖再遠(yuǎn)都有一座廟堂”。之所以有此說法，是因為金庸作為中國傳統(tǒng)知識分子，頗具士大夫情懷，一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

他早年曾在北京謀外交官差事，卻不可得，被迫遠(yuǎn)走香江。創(chuàng)辦《明報》的初衷也是問政，寫武俠小說純屬無心插柳，卻因此成名。

不能涉足政壇，多少是金庸的內(nèi)心遺憾。也正因此，他筆下人物多有廟堂之心。尤其是早期人物，基本走“能力越大，責(zé)任越大”的路子。陳家洛與虎謀皮，搭上香香公主性命，只為了反清復(fù)明。袁承志在為父報仇與國難間掙扎，直至事不可為。郭靖從一個呆板少年成長為一代大俠，不惜放棄金刀駙馬高位，與成吉思汗決裂，堅守襄陽直至殉國，“俠之大者”的關(guān)鍵就在于家國情懷。

在早期作品中，金庸的價值觀完全是傳統(tǒng)士大夫的價值觀。生逢大時代，他將跌宕中的情懷與隱痛投射于武俠江湖，也因此更能喚起海內(nèi)外華人的共鳴。

但金庸畢竟曾受西方現(xiàn)代文明滋養(yǎng)，不僅心懷廟堂，也知江湖之遠(yuǎn)。雖醉心政治，但他的性格中仍有淡泊一面，因此深知“事不可為”的道理。

當(dāng)事不可為時，唯有郭靖殉國，而陳家洛遠(yuǎn)走大漠，袁承志漂泊海外，都成為時代的隱者。后期作品受時勢影響，心態(tài)變化更為明顯，《笑傲江湖》中的令狐沖，就是那動蕩詭譎、人人為權(quán)力奔忙的江湖中，唯一的、真正的隱士。

這顆赤子之心，才是金庸最可貴之處。

在金庸小說中，我最愛《倚天屠龍記》里的一段：明教蝴蝶谷大會后，諸路人眾向張無忌告別，“眾人雖均是意氣慷慨的豪杰，但想到此后血戰(zhàn)四野，不知誰存誰亡，大事縱成，今日蝴蝶谷大會中的群豪只怕活不到一半，不免俱有惜別之意……那‘憐我世人，憂患實多！憐我世人，憂患實多！’的歌聲，飄揚在蝴蝶谷中。群豪白衣如雪，一個個走到張無忌面前，躬身行禮，昂首而出，再不回顧。張無忌想起如許大好男兒，此后一二十年之中，行將鮮血灑遍中原大地，忍不住熱淚盈眶。”

明教群雄，自張無忌以下，即使以智計著稱的楊逍和彭瑩玉，都僅僅是江湖人物。明教的種種努力成果，最終落入野心家之手。但我之所以最愛這一段，正是因為明教的理想主義。大好男兒，白衣如雪、依依惜別，然后將鮮血灑遍中原大地，讓人有生當(dāng)如是之感。

一個時代，最不可缺的，便是理想主義。

原標(biāo)題：再見大俠｜廟堂之高，江湖之遠(yuǎn)，都可見一顆赤子之心